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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景平 来源： 发布时间：2024-9-10 0:8:17

全球植物园的古老根源

  植物园具有渐进式古老根源，其理念可上溯至华夏上古春山悬圃。现代植物园的历史可追溯到早期欧洲大学药用植物园，其前身为中世纪草药园，是对中西方传统植物学和古代园林的历史传承与时代演进。

  历经500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演进，现代植物园已步入以迁地保护为核心使命、多模式并存的可持续发展时代。回望历史，可以窥见植物园不仅是重要的科学艺术中心，而且已经发展成为自然、文化、艺术和科学交融的植物学机构。

 

古老根源

 

  植物学从人类采集利用植物开始，随着认知不断深入而发展，逐步演进出植物学及其分支学科，对文明进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诗经》《楚辞》就记载了黄河长江流域华夏先民对植物的认知、应用和文化成就。我国古代植物学著作丰富，从晋代《南方草木状》到清代《植物名实图考》，描述了植物形态特征、品种变异及用途。训诂学名著《尔雅》，解析了先秦名物和古籍经典植物名称，奠定了本草学基础。从东汉《神农本草经》到明代《本草纲目》，我国历代本草学著作达数百种，对中医药学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古代医学著作丰硕，从秦汉《黄帝内经》、东晋《肘后备急方》，到隋唐《千金要方》，记载了中医药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和理论发展，促进了药用植物的栽培应用推广。我国古代农书种类繁多，从萌芽成熟到推广转型，记载了农事经验与农业成就。北魏农业典籍《齐民要术》既是世界上最早的农学著作，也是最具科学性的古代农书。

  西方语境的植物学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及其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植物志》《植物之生成》创立了植物学最初的概念和思想，是文艺复兴时期植物学知识的主要来源。西方药用植物知识由古希腊医生戴可利斯奠定基础，罗马时期希腊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完善。《论药物》是西方医学史上最古老的药学典籍，15世纪仍在药物学及植物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早期植物园建立多以此为参考选择药用植物。古罗马时期注重植物用途研究，侧重农书编撰，加图的《农业志》是现存最古老的拉丁语农书，瓦罗的《论农业》记录了丰富的农业技术，科卢梅拉的《农业论》涉及果树栽培及造园，老普林尼的《自然史》汇集同时代大部分植物、农业、园艺等知识。

  药草园源于早期人类观察利用植物和对药草栽培的需求，其演变反映了古代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发展需求。

  我国古代造园历史悠久，以“韦之囿”“黄帝之囿”为最早。上古春山悬圃神农本草园培植灵药，是药草园圃和植物园思想的源头，逐步孕育出台、囿、园圃等古代园林形式。从商纣王鹿台、周文王灵台到秦汉上林苑、建章宫，从唐代长安大明宫、华清池到北宋东京华阳宫，从清代中叶圆明园到颐和园，演进出古代皇家园林的经典。西晋石崇金谷园、南北朝会稽山居、唐代辋川别业、白居易庐山草堂、北宋司马光独乐园等，树立了我国私家园林典范。唐代京师药园和药用植物栽培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药园、药院、药栏、药圃和药畦的诞生。唐太医署药园既是药用植物园，也是药学高等教育机构。我国古代园林发展史上，既建造了具有植物园性质的园圃，又发展了专门栽植药草的皇家园林，促进了传统植物学、本草学、医药学和农书典籍编纂及植物园的发展。

  随着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步入黑暗时代。从古典文明衰落到12世纪大学兴起的700多年里，修道院成为欧洲最典型的文化组织。修道院医学主导了6~11世纪的欧洲医学，直到大学医学兴起。公元794年，查理大帝促进了修道院花园和药草园发展。9世纪，瑞士圣加伦修道院花园已初具早期大学药用植物园的基本理念与矩形园林形式。10世纪，修道院医学逐渐衰落，教堂学校兴起并开设医学课程。11世纪后，萨勒诺医学院兴起并发展成为欧洲第一个医学中心。12世纪，萨勒诺学者开启最早的医学课程模式。14世纪建立密涅瓦药草园栽培展示药用植物，为后来欧洲早期药用植物园的建立提供了先驱性案例。

  欧洲陷入中世纪黑暗时，阿拉伯世界成为学术圣地，古希腊和古罗马经典知识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得以保存下来。阿维森纳的《医典》为中世纪欧洲和阿拉伯世界制定了医学标准，成为12至18世纪欧洲大学医学院的教科书。整个中世纪欧洲植物学发展缓慢，对植物的认知几乎停留在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时代。9世纪以后，古典知识从阿拉伯世界逐渐回流，11世纪中叶欧洲掀起文献翻译高峰，阿拉伯医学文献成为欧洲植物学复兴的知识来源，促进了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的植物学发展。欧洲学者引领欧洲植物学复兴，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论药物》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得到广泛传播。法国鲁埃尔提出需要对植物学知识进行新的综合，区分不同物种需要统一术语。德国学者出版欧洲本草著作，制作木刻插图，促进了植物插图发展和近代早期植物学知识传播，推动植物学朝着更精确的方向发展。16世纪，植物研究从注重药用转向植物多样性及分类，将古典文献与自然观察进行对比研究，利用活体观察区分物种及变异，推动传统植物学文献修订及早期植物园的建立。

 

模式演变

 

  现代植物园始于16世纪中叶，其历史可追溯到早期欧洲大学的药用植物园，前身为中世纪草药园，是对中西方传统植物学和古代园林的传承与演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全球重要议题，现代植物园步入多模式并存的科学植物园发展阶段，植物多样性保护成为现代植物园的共同使命。

  2015年以来，国际植物园协会（IABG）积极探索全球植物园认证计划，组织植物园认证国际会议，讨论植物园标准维度与绩效评估体系。过去几十年，国家层面的植物园认证和国家植物园扩展计划逐步推进，目的是提高植物园规范管理和专业水平，提升科学研究和野生植物保护效率。

 

现状概览

 

  全球植物迁地保护已取得巨大进展，从最初少数濒危物种的迁地管理，发展到区域植物多样性保护。现代植物园已成为植物迁地保护的主流科学机构，建立起庞大的植物园体系和无与伦比的迁地植物区系。近几十年来，迁地保护规范逐步完善，专业理论和保护实践取得巨大进步，不断探索迁地和就地综合保护实践，形成以植物园为主体的迁地保护体系。

  国际植物园协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全球约有2112个植物园和树木园。如果包括功能性树木公园，全球植物园总数在2500个左右。目前，国际、国内和广东省尺度迁地植物区系评价已取得较好进展，我国植物园迁地保藏水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欧洲（42%）、美国（40%）和巴西（21.4%）受威胁植物迁地保护水平。

  在前瞻谋划未来几十年保护框架的背景下，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既要聚焦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和保护优先区域，以国家植物园为核心、区域特色植物园为骨干、迁地保护中心为站点，构建完善迁地保护网络；又要持续全面评估研究迁地植物区系的保护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弥合迁地植物区系现状与当前保护使命之间的差距。我国植物园要坚持迁地保护优先理念，建立国家活植物收集和保护研究体系，实施更加严格的专业管理规范，加强基础性工作积累，有效制定实施植物园保护战略和迁地保护优先计划，承担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任务，促进植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促进社会协同发展。■

  （作者系中国体彩app官方下载-欧洲杯投注指定官网: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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