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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坐在巨大的报告厅里，感到极不自在。作为家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上大学的人，离开马来西亚农村的家去新西兰学习是一件既兴奋又令人害怕的事。我希望自己能像同学一样自信和善于表达。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的应对之道是通过同化、放弃“旧我”的一部分、重塑自己的身份来融入其中。我调整了自己的口音，听起来像我的同学；我谎称我叔叔是医生；我结交了朋友。但有意识地改变自己在精神上和情感上都令人筋疲力尽，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还有别的办法。

   当我来到美国读研究生时，我再次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当我的实验室同事提到我从未听说过的经典美国电影或书籍时，我会意地点点头以掩饰自己的无知。我学会了如何进行闲聊。我开始只介绍自己是Ethan——我用的美国名字——而不是我正式的“听起来有民族特色”的名字Chee Kiang。这些行为花费了我本可以用在学习上的精力，但我没有其他选择。

   当在研究生院第二年担任助教（TA）时，我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学生对我的评价全是对我口音的负面评价，而对我的教学却只字未提。我感到很尴尬，但这次我决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情况。我以前想要融入社会的冲动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己缺乏自信，但这些年来我已经成长起来了。我改变了两次身份；我不会再这么做了。

   所以，我没有改变自己的口音，而是学会了放慢自己讲话的节奏，并重申重点。我的许多学生变得更投入了。他们开始在我的办公时间出现，向我寻求帮助，当他们看到我在教室外时，就开始和我交谈。我意识到我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口音来被理解。同化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从那以后，我不再压抑自己作为第一代国际学生的身份，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力量。因为多走了这些路，所以我应变能力增强了。因为已经克服了额外的障碍，所以我坚持不懈，适应力变强。

   在整个学术生涯中，我觉得我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听到自己。这种压力可能是沉重的。但它也激励我抓住机会并承担责任，帮助自己成长为一名科学家和专业人士。作为助教主持额外的办公时间，当有空的时候，我会在YouTube上观看研究研讨会，并自愿组织部门务虚会和研究座谈会。这并不容易，但一路走来我学到了很多。

   我希望像我这样代表性不足的学生在学术界有一个奋斗的机会——现在我有信心帮助实现这个目标。今年夏天，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威胁要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驱逐一些国际学生。和在美国的许多国际学生和学者一样，我觉得自己被遗弃了、被背叛了。所以我采取了行动。我给系主任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建议今年的务虚会强调多样性——在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国籍、社会经济地位等等方面的重要性。令我高兴的是，我的建议被接受了。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学生和教师们就学术界的不平等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并赞扬了来自校园内外不同研究人员所开展的美丽的科学研究。

   我仍然在神秘的、迷宫般的学术世界中跌跌撞撞，但现在比那个认为自己不属于那个报告厅的20岁的年轻人更有信心了。我和我所有的同龄人都不一样——这没关系。■

Chee Kiang Ewe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博士生。请将您的职场生涯故事发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10.1126/science.370.6522.1366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20年12月11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doi/epdf/10.1126/science.370.6522.1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