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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28岁的时候，正处于攻读博士学位的中途，我的生物钟响了，我理性的自我思考，“嗯，不是一个好时机。事实A：我喜欢研究并想在学术界发展。事实B：我们系只有两位女教师，她们都没有孩子。”所以，我推迟了要孩子的计划，打算在“事业中断”之前获得终身职位，并至少发表十几篇论文。但是身体反应等不及我的事业了。当34岁时看到验孕测试上出现的那条细蓝线时，我欣喜若狂，但也为自己将要面对的职业妥协感到恐惧。

   母亲的身份确实暂时让我远离了自己的研究。但现在我作为一个科学家母亲已经有7年了，并且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我的孩子实际上帮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科学家。

   第一个儿子Murray是在我第一个博士后结束时出生的，这启发了我发表文章。在那之前，我几乎完成的博士论文已经在我的笔记本电脑里搁置了将近3年。我在偏远的亚热带地区进行的土壤科学实地考察每天都很紧迫，这让我偏离了游戏的核心规则：要么发表，要么灭亡。休几个月的产假让我意识到，如果我想继续在学术界工作——我确实做到了——我需要把自己的工作纳入文献。对于一个发表文章很少、没有工作可做的新手母亲而言，被迫永远离开科学界似乎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前景。因此，当我找到第二个博士后并“重返工作岗位”时——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真的，考虑到24小时母乳喂养的需求以及我的新家庭要迁往海外——我优先考虑了发表论文。

   在我第三个博士后期间，第二个儿子Rory的出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给了我进行创造性思考的空间和时间。经过26个小时超人般的耐力才把他接生出来，我觉得自己的身体无所不能。几个月后，我开始跑步。现在，4年过去了，我每周绕着公园悠闲地跑几圈，是我最宝贵的工作时间之一。随着风景的变换，我的大脑开始运转，创意不断涌现，棘手问题的解决方案也逐渐成形。在其他方面，孩子们也将创造性思维时间带入了我繁忙而超常的科学家日程安排中。送Murray去学校，推着Rory荡秋千，以及家庭假期的强制休闲，所有这些都为科学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最好的时间。

   我的孩子还给我介绍了一些有助于自己工作的技巧。例如，在Murray上学的第一年，他的老师教他关于绿十字的知识。当他发现很难集中注意力时，他可以看着教室墙上的绿色十字，数到10，然后把注意力转回老师身上。这个简单技巧的一个“变体”可以帮助我在一整天的会议和下午晚些时候的会议中保持专注。当走神时，我会在房间里找到某种东西作为自己的“绿十字”，然后我就会回到手头的话题。今年早些时候，我和我的伴侣安排了一个约会之夜去参加“父母情商”研讨会。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中，它都是无价的。对情商的了解让我意识到，不同的情绪最适合自己工作的不同部分。根据我一天的情绪节奏来安排自己的任务，并在需要时调整自己的情绪来配合手头的任务，这些都有助于我变得更有效率和更满足。

   我不否认生孩子会阻碍女性在科学领域的职业发展，而且性别偏见依然存在。但我希望通过分享我的孩子如何改进我的研究实践，我可以帮助改变研究机构的文化。孩子不仅仅是职业生涯的中断，父母可以作为更有洞察力和更有效的科学家重返工作岗位。■

Samantha Grover是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拉筹伯大学的研究员。她与科学家父母Emily Nicholson、Sharna Jamadar和Susanna Venn合作提出了这些想法。请将您的职场生涯故事发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58.6369.1486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17年12月15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358.6369.1486。